台中.中興大學場 報名網址:http://rchss.nchu.edu.tw/chi/onregister.php
台南.成功大學場 報名網址:http://myweb.ncku.edu.tw/~k16981190/WCLC/index.php?id=registration
花蓮.東華大學場 報名網址:http://spreadsheets.google.com/viewform?formkey=dExXMnRvM1h0dVdZYThxZGJTaTNrYmc6MA
花蓮/東華大學場次
第一天:4月22日 (星期四) 場地: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國際會議廳
場次/時間 |
活動內容 |
<歡迎會> 16:30 - 17:00 |
主辦者報告:林美珠、郭 楓
|
17:00-19:20 |
迎賓晚宴 |
第一場 19:20 - 20:00 |
國立東華大學溫世仁諾貝爾講座 引言人﹕林美珠 講座人:高行健 |
第二天:4月23日 (星期五) 場地﹕東華大學工學大樓國際會議廳
場次/時間 |
活動內容 |
第一場 09:10 - 10:10 |
<作家演講:小說的內真實與外因果> 主持人:吳明益 演講人:閻連科 |
10:10-10:30 |
茶敘20分鐘 |
第二場 10:30 - 12:00 |
<作家座談、華文作家作品討論> 主持人:李依倩 對談人:瘂 弦、劉心武、劉登翰、黎湘萍、閻連科 台灣作家:葉日松、馬森、陳列、陳黎 |
12:00-13:30 |
午餐及休息90分鐘 |
第三場 13:30 - 14:30 |
<作家演講:談邊緣寫作> 主持人:許又方 演講人:劉心武 |
14:30-14:40 |
休息10分鐘 |
第四場 14:40- 16:00 |
<學者座談:海峽兩岸文學交流的前景> 主持人:須文蔚 對談人﹕馬森、謝冕、劉登翰、董健、胡星亮、 東華學者:莊信正、須文蔚、吳明益 |
台南/成功大學場次
第一天 4月20日 (星期二) 場地:成功大學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場次/時間 |
活動內容 |
<開幕式> 09:30 -10:30 |
主辦人講話:賴明昭校長、陳昌明、郭楓(各3分鐘) 作家講話:王 蒙、劉再復、李瑞騰(各10-15分鐘) |
10:30-11:00 |
全體合影10分鐘/茶敍20分鐘 |
第一場 11:00 - 12:00 |
<作家演講‧走出二十世紀的陰影> 引言人:劉再復(3-5分鐘) 演講人:高行健 (40-50分鐘) |
12:00-13:30 |
午餐及休息90分鐘 |
第二場 13:30 - 14:40 |
<論文發表‧幻想南洋與南洋幻想:從中國到本土東南亞文學想像 > 主持人:陳益源(3-5分鐘) 發表人:王潤華 (20分鐘) 討論人:瘂 弦 、謝 冕(各15分鐘)/答問:(15分鐘) |
14:40-14:50 |
休息10分鐘 |
第三場 14:50 - 16:00 |
<論文發表‧雙重經驗的跨域書寫> 主持人:陳昌明 (3-5分鐘) 發表人:劉登翰 (20芬鐘) 討論人:劉心武 黎湘萍(各15分鐘) |
16:00-16:20 |
茶敍20分鐘 |
第四場 16:20 - 17:20 |
<作家演講‧文學的愧疚> 引言人:林建法(3-5分鐘) 演講人:閻連科 (40-50分鐘) |
第二天: 4月21日 (星期三) 場地:成功大學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第一場 0 9:00 - 10:10 |
<論文發表‧1949年之後中國當代戲劇啓蒙精神的衰落> 主持人:吳達芸(3-5分鐘) 發表人:董 健(20分鐘) 討論人:馬 森、胡星亮(各15分鐘) |
10:10-10:30 |
茶敍20分鐘 |
第二場 10:30 - 12:00 |
<作家座談> 主持人:蘇偉貞 座談人:王潤華、許文榮 |
台中/中興大學場次
日期:2010年4月18日(星期日) 場地:國立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13樓1301國際會議廳
場次/時間 |
活動內容 |
09:30-10:00 |
報 到 |
開幕式 10:00-10:20 |
主持人:邱貴芬(國立中興大學特聘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
致 詞:蕭校長介夫(國立中興大學校長) |
|
引言人:林富士(國立中興大學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郭 楓(新地文學季刊社社長) |
|
10:20-10:30 |
休 息 |
第一場 10:30-12:00 |
【座談會:書寫與跨界──創作者的文學實踐與生命地圖】 主持人:廖振富(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副院長) 座談人:高行健、瘂 弦、王潤華 |
12:00-13:30 |
午 餐 |
第二場 13:30-15:00 |
【座談會:理論旅行與文化翻譯──文學研究的新視界】 主持人:楊 翠(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座談人:劉再復、李歐梵、許文榮 |
15:00-15:20 |
茶 敘 |
第三場 15:20-16:50 |
【座談會:跨境喧嘩──文化研究的多重視野】 主持人:江乾益(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座談人:鄭培凱、馬 森、王潤華 |
閉幕式 16:50-17:10 |
主持人:邱貴芬(國立中興大學特聘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引言人:林富士(國立中興大學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郭 楓(新地文學季刊社社長) |
場次/時間 |
活動內容 |
|
開幕式 09:00 - 09:50 |
主持人: (3-5分鐘) 貴賓講話: |
貴賓三位,已約定 |
09:50-10:20 |
【全體合影10分鐘/茶敍20分鐘】 |
|
第一場 10:20 - 12:00 |
<會議開場談話> 主持人:郭 楓(3-5分鐘) 作家/學者談話: 王 蒙、高行健、劉再復/瘂 弦、李歐梵、陳若曦 (依年次序/每位10-15 分鐘)
|
|
12:00-13:30 |
午餐及休息時間90分鐘 |
|
第二場 13:30 - 14:40 |
<論文發表‧文學自性的毀滅與再生> 主持人:柯慶明(3-5分鐘) 發表人:劉再復(20分鐘) 討論人:劉心武、謝 冕(各15分鐘) 答問:(15分鐘)
|
|
14:40-15:00 |
茶敍20分鐘 |
|
第三場 15:00- 16:00 |
<作家演講‧文學中的情愛滄桑> 引言人﹕李歐梵(3-5分鐘) 演講人:王 蒙 (40-50分鐘) |
|
16:00-16:10 |
休息10分鐘 |
|
第四場 16:10 - 17:10 |
<作家演講‧現代詩的繼承> 引言人:應鳳凰(3-5分鐘) 演講人:瘂 弦 (40-50分鐘)
|
第二天:4月17日,星期六 場地:臺灣大學 文學院演講廳
場次/時間 |
活動內容 |
第一場 08:20 - 09:30 |
<論文發表‧詩歌運動的記憶> 主持人:梅家玲(3-5分鐘) 發表人:謝 冕 (20分鐘) 討論人:鄭培凱 陳義芝(各15分鐘) 答問: (15分鐘)
|
09:30-09:40 |
休息10分鐘 |
第二場 09:40 - 10:4 |
<作家演講‧認同-作家的病痛> 引言人﹕陳若曦(3-5分鐘) 演講人:高行健 (40-50分鐘) |
10:40-10:50 |
休息10分鐘 |
第三場 10:50 - 12:00 |
<論文發表‧二+世紀台灣現代戲劇的美學走向> 主持人﹕鄭毓瑜(3-5分鐘) 發表人:馬 森 (20分鐘) 討論人﹕董 健 胡星亮(各15分鐘) 答問:(15分鐘)
|
]]>
郭楓,一個獨立創作拒絕文壇舞台的作家,一個盡心竭力推展嚴肅文學的人,一個終生堅持以文學服務社會的夢想者。
郭楓,一生遠離黨政,放身草野,生活於文學和企業交錯的時空中。曾任小中大學教師,多家報社記者,私立高級中學董事長,中小企業工廠厰長、總經理、國際貿易公司董事長等。在台灣、海外及大陸投資,經營所得,主要用在﹕設立文學基金會,資助中國文學國際會議,創辦文學刋物,主持文學出版社等等。現為《新地文學》季刋社社長兼總編輯。
郭楓認為,一切俗世事務,不過是職業,唯有文學工作,是他的事業,也是建設人類靈魂的工程。在郭楓的生命中,嚴肅文學,是他熱愛社會、關懷弱勢族群的心靈所寄。也可以說是,嚴肅文學,是郭楓生命的信仰。
郭楓幼小孤苦,一生數瀕死亡!他認為,上蒼讓他存在的意旨,為的是要他幹兩件文學差事:對自己,要努力於文學創作。對社會,要盡心於文學服務。
郭楓,行年八十,每天不停地幹,創作、評論、編刋、出版等等文學差事。心靈充滿文學的夢想,幹起文學活計還像一頭牛犢,不知老之已至。
郭楓主要的文學創作--
【散文集】 | ||||
1. | 《早春花束》 | 1953 | 台北:文藝生活出版社 | |
2. | 《九月的眸光》 | 1971 | 台南:新風出版社 | |
3. | 《老家的樹》 | 1985 | 台北:新地出版 | |
4. | 《永恆的島》 | 1985 | 台北:新地出版社 | |
5. | 《山與谷》 | 1990 | 香港: 三聯書店文藝風社 | |
6. | 《空山鳥語》 | 1991 | 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 |
7. | 《郭楓散文選》 | 1991 |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 |
8. | 《尋求一窗燈火》 | 1994 | 北京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
【詩 集】 | ||||
1. | 《郭楓詩集》 | 1971 | 台南:新風出版社 | |
2. | 《第一次信仰》 | 1985 | 台北 :新地出版社 | |
3. | 《海之歌》 | 1985 | 台北:新地出版社 | |
4. | 《諦聽,那聲音》 | 1993 |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 |
5. | 《攬翠樓新詩》 | 1998 | 台南 :台南文化中心 | |
6. | 《郭楓詩選》 | 2006 | 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
【長篇小說】 | ||||
1. | 《老憨大傳》 | 2006 | 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
【文學評論】 | ||||
1. | 《知識份子的覺醒》 | 1981 | 台中:藍燈出版公司 | |
2. | 《獨醉集》 | 1986 | 高雄:台灣時報社 | |
3. | 《美麗島文學評論集》 | 2001 | 台北 :台北縣文化中心 | |
4. | 《美麗島文學評論續集 》 | 2003 | 台北:台北縣文化中心 | |
5. | 《台灣現代詩史論》 | 2006 | 草就3冊初稿、修訂中 |
郭楓主要的文學服務工作--
一、創辦文學刋物:
《新地文學》月刋‧1954
/
《文季》文學雙月刋‧1983
《新地文學》雙月刊‧1990
/
《新地文學》季刋‧2007
二、創辦文學出版社: | |||
新風出版社 台南‧1971 | / | 新景出版社 台南‧1977 | |
新地文學出版社 台北‧1986 | / | 新地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台北‧2007 |
三、主辦國際文學活動﹕
1. | 1987 | : | 大量進行兩岸文學作品出版交流工作。在大陸,與人民文學出版社、三聯書店、百花文藝出版社等重要出版機構合作出版台 灣作家的成套著作。在台灣,由新地文學出版社,出版大陸當代作家系列叢書。開兩岸出版交流的先河。 |
2. | 1988 | : | 個人出資舉辦第一屆「當代中國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會議由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協力合辦。按﹕此前台灣學界所辦的文學會議全為研討中國古典文學之會議。而此次會議,為台灣學界舉辦「新文學」會議之開端。 |
3. | 1990 | : | 出資舉辦第三屆「1949年以前兩岸小說國際學術會議」。此會議仍與台灣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研究所合辦。 |
4. | 1992 | : | 在北京大學設立「北京大學郭楓文學獎」。北京大學報經層峯核定,正式設立「北京大學郭楓文學獎」,用以 獎助北大教授文學學術研究、北大校友文學創作。名學者季羨林,名作家汪增祺,均曾獲此獎項。按﹕郭楓文學獎,為北京大學第一次核准以個人名義設立的文學獎。 |
5. | 2009 | : | 籌辦【21世紀世界華文學高峰會議】,訂於2010年4月15日至24日,在台灣舉行。台灣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東華大學等四校文學院參與合辦。 |
郭楓,江蘇徐州 (1933-) 。
台灣23152 台北新店市花園新城花園一路攬翠大厦 9樓 2號。
Tel:886-2-26663210
Fax:886-2-26665857
E-mail:kuo.f1010@msa.hinet.net
]]>
郭楓,一個自由寫作拒絕主流文壇的作家,一個終生堅持嚴肅文學的夢想者。
郭楓,江蘇徐州 (1933-) ,父郭劍鳴,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於帶兵作戰中去世,母王叔之遂削髮為尼,遁入空門。時郭楓年僅二歲,由高齡外祖母養育。抗日戰起,郭楓避難老家銅山縣小店鄉,依兩位農夫伯父生活。次年,於大批土匪搶劫中兩位伯父及伯母遇害,剩下全家三房的孤兒,由最大堂兄十六歲當家,領著一群小弟妹挨受苦日子。郭楓從八歲下田,幹著各種農活。年年春荒挨餓,成為常事。
抗戰勝利後,郭楓父親的黃埔一期結義兄弟五人,俱為坐鎮一方的大將軍。他到了南京,住進了將軍府第,享受了少爺尊崇,生活一步登天。然而,深受五四文學薰陶的少年郭楓,忘不了童幼時期的悲慘境遇,忘不了北方農村的破敗景象,面對政治當局的腐敗作風,面對達官顯要的奢靡生活,激憤填膺,痛苦不已!從此鑄下了抗拒權勢嫉惡如仇的性格。
郭楓,一生遠離黨政,放身草野,獨立生活於文學和企業交錯的時空中,而始終念念不忘以嚴肅文學為第一要務。曾任小中大學教師,多家報社記者,私立高級中學董事長。在台灣、海外及大陸投資,幹過中小企業工廠廠長、總經理、國際貿易公司董事長等。種種經營所得,主要用在:設立文學基金會,資助國際文學會議,創辦文學刋物,主持文學出版社等等。現為《新地文學》季刋社社長兼總編輯。
郭楓認為,一切俗世事務,不過是職業,唯有文學工作,是他的事業,也是建設人類靈魂的工程。在郭楓的生命中,嚴肅文學,是他熱愛社會、關懷弱勢族群的心靈所寄。也可以說,嚴肅文學,是郭楓生命的信仰。
郭楓幼小孤苦,一生數瀕死亡!他認為,上帝讓他存在的意旨,為的是要他幹兩件文學差事:對自己,要努力於文學創作。對社會,要盡心於文學服務。
郭楓,行年八十,每天不停地幹,創作、評論、編刋、出版等等文學差事。心中充滿文學的夢想,幹起文學活計還像一頭牛犢,不知老之已至。
]]>
辦社宗旨
辦社目的,在發展關懷人群的嚴肅文學。社團性質,以嚴肅文學服務社會為志業。
社團組織
本社是一群熱愛中國文學的志同道合文學家組成的社團。成員共有資深作家和學者教授三十人。其中十一位為社務委員,郭楓擔任社長。
歷史沿革
本社自1954年起,創辦《新地文學》月刋。其後,創辦文學刋物三種,文學出版社四家,並舉辦國際中國文學會議,進行兩岸文學交流等。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持續推動嚴肅文學發展的工作,形成「新地」以文學服務社會的志業。
新地文學服務社會的主要事蹟如下:
1、1970年代,創辦《文季》文學雙月刋,《新地文學》雙月刋,提供青年作家發表作品的園地,推出陳映真等一批熱愛祖國的作家,啓動中國文學的大步進展。
2、1980年代,創辦「新風出版社」、「新地文學出版社」,在大陸出版台灣文學著作,在台灣出版大陸文學著作,本社在兩岸出版文學書籍總計一百二十餘種。推動兩岸文學交流工作,本社是台灣最早的一家。
3、本社全額出資贊助,1988年、1990年兩度與台灣清華大學合作,舉辦「當代中國文學國際學術會議」。台灣學界「舉辦中國新文學研討會」本社是創始者。
4、本社2002年,在北京大學設立「郭楓文學獎」。
5、2007年,《新地文學》季刋,獲新聞局頒贈文學雜誌「金鼎獎」。
6、2010年,策辦【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
當下任務
本社為擴大嚴肅文學服務工作,我們2010年的工作任務是:
1、策辦2010年4月15日至24日召開「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與台大、中興、成功、東華四所大學文學院長,合辦會議。
2、出版《世界華文作家精選集叢書》--彙編台灣、大陸、美歐、港澳等各地華文重要作家精選集,每套十冊,第一套包括:王蒙、董健、劉心武、劉再復、閻連科等大陸作家每人一部的精選集,配合會議,在4月10日,同時出版。
3、深化兩岸文學及文化交流,促進中華民族和諧團結大業。組織【台灣作家協會】,積極進行兩岸多層面交流工作。
]]>
2
台灣新詩的發展,在一九五○、六○年代遭遇到政治力干涉產生頓挫。緣於國府從國共內戰潰敗來台後,當局把大陸失敗的責任歸咎於文藝宣傳失敗,最高領導者命令「一切文藝都必須為戰鬥而作」(註2)於是自1950至1953三年間,黨國文工機關發起「戰鬥詩歌」運動,舖天蓋地,充塞台灣每個角落。致使人民對戰鬥詩歌的強制性洗腦產生反應疲乏現象。當國民黨中央感到「廣大讀者把反共文藝當作宣傳品看待」(註3)遂調整文藝政策,要求作家/詩人應寫讓人沉迷而遠離現實的作品,以期安定社會有利於政治局勢的鞏固。
配合中央文藝政策變動當口,《現代詩》、《藍星》、《創世記》三家詩刊乘勢崛起。其中,《現代詩》極度個人專斷戲耍,至剩下光桿一個,宣告終結。(註4)另二家則通過創辦初期的艱困考驗,證明是品質可靠的刊物,乃蒙受當局業務支援和人事拔擢,得到良好的發展境遇;而彼此多年調適,對外行動一致,結合成龐大的「泛現代詩派」陣營,發展到六○年代,實際一統了台灣詩壇天下。
泛現代詩派,以《創世記》班底為核心,結合《藍星》為伙伴,包容《現代詩》同仁,成為鬆散的聯合集體。集體的作品,充分配合黨國文藝政策:在內容上,避免觸及社會現實及人民生活,大多是寫作不著邊際的東西。在形式上,任憑自己選擇,事實上大家都是年輕小伙子,都在開始摸索著習詩的階段,互相模仿,成為常事。(註5)當然,誰也希冀戛然獨造,自成一格,可在戒嚴法令之下,大陸出版的書刊完全禁絕,無參考資料可以借鏡,標新立異炫奇鬥勝的結果,許多詩人拼造出有趣的文句﹕例如「乃/旋。乃/旋之黑之旋之黑之旋/乃/一握之/我之/芽/乃」(〈碧果作品〉)這類誰也看不懂的(註6)字句,竟也得到稱許,鬧得實在太不像話。但,泛現代詩派也不乏清醒者,瘂弦便指出﹕「用閃爍的模稜兩可的語意故示神祕,用詞彙的偶然安排造成為意外而意外的效果,都是中了技巧主義的邪,染了形式主義的毒。」(註7)
3
詩的內涵不著邊際,詩的語言形式主義,是五、六○年代泛現代派中一些人作品的弊病,加上作品自覺或不自覺地走向洋化,實在讓人感覺不到,詩人置身在何時、何地、為何寫詩?
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海外專欄」,在1972年6月28日登出關傑明的〈中國現代詩的困境〉,對灣現代詩的批判,態度嚴厲,用語尖銳:
新近出版的一本題名「中國現代詩論選」的評論集,不論其成績如何,至少紀錄了些今日中國現代詩人的態度:由社會批評觀點來看,這是一本「文學殖民地主義」的產品;由美學觀點看來,那衹是一批人事先商量好一起玩的一套文學障眼法。 (註8)
自五、六○年代以來,掌控台灣詩壇二十年的泛現代詩派,無人能夠對其提出如此層面的批評,更別說批得如此嚴苛;當然引起泛現代詩派同樣態度的反駁!到同年9月「海外專欄」10日11日,再度連續刊出關氏長篇評論文章〈再談中國現代詩‧一個身分與焦距共同喪失的例證〉,行文之間更加嚴苛,且點名葉維廉詩論的不通,並以洛夫等幾位詩人的作品為例,指摘得十分刻入。原來台灣泛現代詩派,自始即以洋氣傲人,其實他們之中當時懂洋文者無幾,如今遇上西洋文學行家批評,憤怒咆哮之外,很難作出具體的有力的還擊。
當泛現代詩派正處在激憤之中,唐文標便以史君美筆名,在《中外文學》刊出〈先檢討我們自己吧〉響應關傑明,開始他寫作批評現代詩的論文。接著1973年,在台北三個重要文學雜誌推出三篇長文﹕〈僵斃的現代詩〉(《中外文學》二卷三期),〈詩的沒落〉(《文季》一期),〈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龍族》九期);對現代詩全面展開冷肅的批判,批判的方式,分析評論詩作之際,佐以統計法表列出作品劣點。詩壇名家除少數人外,(註9)餘皆受到直接點名﹕余光中、洛夫、葉珊、周夢蝶、鄭愁予、葉維廉等響噹噹的詩人,一概遭到痛批,較之關傑明的文章尤為辛辣。若說關氏批評是前哨戰,則唐氏批評乃是大規模的陣地戰,炮火猛烈,霹靂般在台灣詩壇的天空爆炸開來!
理所當然,被批評的詩人及其群夥,反制的炮火之猛烈也是空前,其中,洛夫在〈請為中國詩壇保留一份純淨〉長文中,如此反擊唐文標:
唐文標之類的文學觀,不僅偏狹,而且意圖詭祕。他說「要從歷史架構上來觀察今日新詩的胚胎」,我們綜合他的文學觀來看,發現他的「歷史架構」也就是「唯物史觀」的架構,他的一切價值判斷都建立在唯物論與社會主羲上,而他批判詩人所採取手段是鬥爭性的,他企圖以「赤色先鋒」的姿態,在台灣這片自由純淨的園地上灑播普羅文學思想的毒粉,他把一切出於自由意志所創造的詩與詩人「鬥死」、「鬥臭」,然後悄悄踏上飛機又回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吃牛油麵包,仰人鼻息,作洋奴去了。(註10)
整篇反擊長文的炮火,比唐文標幾篇批評總和的炮火還兇!文章祭出的帽子,足以產生致命的危險。而直接對「人身攻擊」的火力,也是前所未見的兇猛。不少人覺得奇怪,以洛夫的政治身分,轟射如此強大的火力,唐文標是憑什麼能力得以免於這一劫難的?
4
這場現代詩論戰的發生,有歷史的必然性:1.歷史進展到一九七○年,台灣的國際局面發生劇烈變化,國府因應變局對內措施作出重大修正;2.在集權統治庇蔭下,縱橫詩壇二十年的泛現代詩派,已姿態老大到了需要變革的時候。即使時勢演化到變革的時候,若無大俠人物如唐文標者,率先勇悍的攻擊,則詩壇的變革或許不致如此急劇。
唐文標的背景單純,雖稍左而絕不獨,又是響應國府愛國號召的「歸國學人」,因此,大概得到當局不少包含。他發動的現代詩論戰,對於台灣新詩的建設性影響,既廣泛,又深遠。整體來看,呈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從新世代詩群方面看──現代詩論戰的主要影響是,台灣新生代詩群的興起。這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長起來的年輕詩人,出身不同,教育和環境差異很多,但在論戰中展示的共同大方向是,新詩應該走向民族、現實和鄉土。雖然不同群落詩人對這個方向有不同的詮釋,可是他們對前行代詩人的語言風格和西化路線,基本上一致持著揚棄的態度。他們指出:
二十年來台灣現代詩壇,誠然有不少現代詩人,在他們一步步走向他個人的藝術道路上時,是逐漸遠離了他所來自的傳統與社會,在孤獨的沉思與刻意的創造中,似已忘記了他仍然生活在群眾中。(註11)
這些話,說得委婉,卻也點到位了。有些人,說得更直接:
一切終將成為歷史,歷史終將成為廢墟,廢墟終將為我們所佔領。(註12)
長期委頓在前行代詩人陰影下的年輕詩群,趁唐文標掀起的風雨,春筍般紛紛出土。在民族的、現實的、本土的大旗下,以各種的主張和形式,創辦自己特色的詩刊/社。1970-1989的二十年間,新創辦的詩刊/社,竟有九十一家之多, 這麼龐大的數字,表示自由創辦詩刊的時代到來,也表示新世代詩群百花齊放的時代到來。如此看來,唐文標鼓動了新世代詩群的幹勁,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其二、從泛現代詩派看──現代詩論戰,對泛現代詩派而言,並非僅僅遭受到攻擊破壞,同時在實質上也刺激其蛻變和新生的發展。試把他們七○年代以後的詩和以前的詩作一比較,可以明顯看到:以前某些詩人原本偏愛「模稜兩可」「偶然安排」的詞句,造作晦澀奇巧文理欠通的作品;以後的詩,語言趨向暢順,意涵趨向明確,作品的意境也展示出來。且以洛夫為例:把他的《魔歌》(1974)及以後各集的詩,與曾被幾個文人歌頌的《石室之死亡》(1965)的詩,略一比較,即可看到詩人的創作技藝大有進展。洛夫自己也承認﹕
在對語言的經營中,我以往過於側重意象的鑄造,致有時怯於割捨,或疏於選擇而形成浪費。因此,慎選語言,並進而將其捶鍊成精粹而活鮮的意象,便成為我近年來特別關注的課題。(註14)
洛夫這段話,雖然是以曲折的語法,表達了他承認以往的作品,意象堆砌,語言蕪雜。,就詩而言,是失敗的作品。而作為有名詩人,坦誠省思自己的不足,這份氣度仍是值得欣賞。足見這場現代詩論戰,對泛現代詩派,也產生了促進的作用,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無庸置疑的事實:唐文標在七○年代之初,發動的現代詩論戰,霹靂一聲,風雲驟起,所帶來的豐沛雨水,普遍潤澤了台灣幾近乾涸的詩野,在正反兩方面陣營,同時推動了台灣新詩的建設性的發展。
註1:
台灣詩壇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曾有幾場新詩爭辯:蘇雪林與覃子豪、言曦與余光中、紀弦與覃子豪等等,各方有一批人捲入。但這些爭辯,只是淺層次對詩的語言形式辯駁,絕不觸及深層次詩的意識形態問題,且雙方都是國民黨人或黨友,只是內部矛盾的爭辯,可稱「茶壺裡的風波」。真正新詩論戰,自七〇年代唐文標始。
註2:
蔣介石:〈對國軍第一屆文藝大會致詞〉,《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台北:天視出版事業公司,1981),頁527。
註3:
張道藩〈當前自由中國發展的方向〉,《文藝創作》,21(1953):2。
註4:
紀弦辦《現代詩》,最初集合一百多青年,宣稱組成「現代詩集團」、成立「現代詩派」,顧盼自雄,不可一世。唯詩社事權,大小一把抓,完全突出自己,不顧別人,終至眾皆離去,淒冷覆滅。見《紀弦回憶錄‧第二部》(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頁47-185。
註5:
葉珊,「深淵」後記指出,「瘂弦的詩抄襲模仿的人蜂湧而起。」,《深淵》(台北:洪範書店,1994) 頁,316。
註6:
洛夫,〈泛談碧果〉中說,有一次,菩提、商禽、瘂弦和洛夫,把碧果的詩,研究一晚,結果沒弄懂!「只感到一連串符號從我們腦中一閃而逝。」《洛夫詩論選集》(台南:金川出版社,1978),頁251。
註7:
瘂弦,〈現代詩的省思〉,《中國新詩研究》(台北:洪範書店,1981) ,頁14。
註8:
關傑明此文,收入《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何欣主編」(台北:天視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273-278。
註9:
唐文標,炮火四射。詩壇著名人物,唯瘂弦、商禽等二、三子,未受評議。
註10:
洛夫,〈請為中國詩壇保留一份純淨〉,《創世紀》(第三十七期,詩論專號,1974,7) ,頁4-9。
註11:
高上秦,〈探索與回顧〉,《中國現代詩評論》(台北﹕林白出版社,1973),頁6。
註12:
羅青,〈草根宣言〉,《現代詩導讀‧理論/史料篇》(台北:故鄉出版社,1979),頁461。
註13:
張默,〈詩刊編目〉,《台灣現代詩編目》(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頁145-153。
註14:
洛夫,〈我的詩觀與詩法〉,《洛夫詩論選集》(台南:金川出版社,1978),158。
──2008/12/3 午夜於新店山居
江東雲 資深詩人,詩論評家,有文學著作二十餘種。
戲 關於五官變臉的這一齣
誰又能懂得多少?
傳說為了一個祕密的緣由
五官,公開串連
各自施展各自的絕招
合演一齣醜戲
造臉的反
心 當然是變臉陰謀總指揮
二話不說,自己先變冷
用冰冷的愛殺死情感和理性細胞
鮮紅的血,漸漸變黑
變黑,變黑
五臟六腑全變黑
耳 變成十分之九聾
只留通向內宮的幽曲管道
專門搜集四面八方金銀財寶的資訊
整天,諦聽珠玉動人的跫音
眼 變成大小不定,經常
閉一隻、睜一隻
睜的是假,只看到門外一尺
閉的是真,以超級雷達的功力尋求
世界五大洲的最、最、最、最、最
安全洗錢中心
鼻 自動拆掉大樑挺直的骨頭
變一條軟蟲,嗅呀嗅
在石頭裡,竟然也能嗅出黃金氣味
口 當然是心的喇叭
變黑為白,變上為下
表演人間難得一聞的精彩謊話
狂吼、狂吼、再狂吼
張大、張大、再張大
張大成無底洞
代替了大半個臉的的地位
臉 原本是特別精明特別體面的臉
原本是讓人希望讓人信仰的臉
誰也不知道為何?
心、耳、眼、鼻、口
用這麼兇狠的腐敗絕招
糟塌好看的臉
弄得這臉
變、變、變、變、變
變成完全沒有人樣的一張臉
2008/11/4 晨於新店山居
郭 楓
資深詩人,散文、小說、文學評論家。自1953年迄今,著詩集七種,散文集八種,長篇小說一種,文學論評集五種。
青苔印證癡心
落花印證輪迴
死去即已不生
生時即已不滅
往昔試身藤蔓的懸崖
今朝化雨踩住薄苔
餐風是為懺悔
露宿是為修行
從前本來是迷
此後本來是空
萬蟬喧嘩獨看他一人
動靜穿行請蟬停話
空空 空空
羅漢坐在求生的密林
空空 空空
羅漢坐在求歡的密林
2006/01/07初稿於無生道場
2008/11/15重抄
陳義芝
詩人,詩論評家,文學博士,聯合報副刊資深主編,現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著詩集、詩論集等十餘種。
一
我離開家鄉才知家鄉與我的關係深重。離開之後的生長,對原本生長有了重新發現,有了再植。靈魂是在後邊的日子裏感覺到並被它牽引的。我對自己走出去,感覺到高興,有距離,能多知自己和原生地。我用很多時間去思想我生長的土地。它在我的覺悟裏,在我的日子裏。這些年我沒間斷借助寫作、閱讀和思想瞭解、認識和理解它。
時間越久,越理解了生長和斷裂合為一體的一些意義,那個過程,有非常多不可逆轉的因素,無論悲喜,無可動搖。
在那裏,勞動和土地,都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沒有聲息和渲染。尊重勞動和土地,尊重那段時間裏,勞動、土地與自然規律千百年間形成的相契相就、而深淺不一的交融回合,成為我能夠試著去做的工作。
勞動和土地蓄積了我們的歷史,它的現實,就是今天需要面對的內容。
但是那片土地對一個人的浸洇,到底有多少,都是些什麼;那片土地的苦難歷史,和光榮,它的音質,顏色,它的宗教和地形,它的自然容貌和災害,狂野的風沙和無法無天的雨雪,它的音樂和哭泣……啓蒙了人們什麼;後人真能理解其中的深義嗎?它對我們活著、活下去有什麼意義?
永遠想不完全。這樣,人在哪里又有什麼不同。有與無──比如家鄉的土地在不在身邊,與在不在心裏,是不同的,可是“有”、“在”,說到底,能夠長久留存下去的是心靈裏的“有”和“在”,而非現實的中的“有”和“在”。
二
比利時的列日老城有一個星期五早市,在劇場旁邊,我們去劇場路過那裏,正趕上它收場,技術執行蘇明居然尋找到一把馬頭琴,只有一市尺那麼長。不知道是哪個年代,上天賜與哪個歐洲人這把蒙古人的樂器,蘇明要我辨識。
從粗糙的歷經磨礪的琴身、琴弓,和配置的新弦,從馬頭琴拙樸的未及演繹的形狀,我仿佛看見成吉思汗之子太宗窩闊台興師北伐,雄師勁旅長驅直入歐洲大陸,某位蒙古男兒懷袍裏貼揣著這把小臂長的馬頭琴,在漫漫無期的馬上,饑寒交迫的深夜,刀箭紛飛的空隙,揩拭斑斑血漬,懺悔迷惘的靈魂,祈禱上蒼饒恕殘暴,企求內心哪怕一絲的安寧,由是,在遙遠的歐洲,拉響馬頭琴,呻誦魂牽夢繞的蒙古高原,他的家鄉。這把馬頭琴,是想家的蒙古人無暇顧及的遺物嗎?這段長長的歷史鑲嵌了什麼樣的虛驕烈酷?物是人非,窩闊台遠征軍的亡靈,今安否?今安何處?
就見蘇明摩挲著馬頭琴,知足得在原地亂走,眼睛迷成一條細線,嘴角掛起,對他意外獲得的寶物愛不釋手。這也是蒙古人的福了。想一想,地球原也是理路一致的,人人愛家,該回到自己地方的人和物,遲早回去。只是,有些斷魂回歸無路了。那把手臂長的馬頭琴,是不是遠征蒙古人的心愛物,已無關緊要,它出不了原有的聲音了。
忽然想起劉歡唱過的:千萬裏,千萬裏,我追尋著你……
上蒼保佑大地。保佑靈骨慈安。
離開大家,我獨自對著地圖,往城北方向走。沈重的身心漸漸清靜。來不及細看的教堂,拍攝下來。為了看它們,我會不會再來這裏?很多地方,我去了就知道有一天還會來看一看。但是,來原處和在異處,都是可以瞭望的,都可以完成瞭望的,對於瞭望而言並沒有本質分別。
三
遠離家鄉,常常思念。
那一年的一月,我去歐洲參加一個國際藝術節。因為想念家鄉,不能入睡。
我待在船屋甲板上。
在遠處的一點燈光下,在河水映斑的微晃中,在城市汽車的滾動中,在船艙裏客廳傳來的音樂中,在天空漂下的細雨和冷風泠泠的吹拂裏,我一個人靜靜地坐著。想到很多事,但又什麼都不知道,而把這種不知道印染在心裏。
我穿著薄棉襖,把黑圍巾圍裹在頭上,手很冷,有點僵硬,縮進袖子裏。這是一個一生可能只來一次的城市。就像舞蹈與我,是一種偶然的接近。但畢竟舞蹈進入到我的心裏。不知道往後的日子,人們會飄浮到哪里,在那個地方,能不能看見寺院,房屋,生長的土地,看見水和草?我們都有一些別樣的記憶,比如戰爭,饑餓,流放,暗傷,爭鬥,淚若血汗,洪澇雪凍風暴。這些記憶跟我們的嚮往一樣,根深蒂固,揮之不去。
在渾湟的記憶裏待著,很多時候是那麼想唱蒙古歌。身在哪里,都想念內蒙古,想到內蒙古,心裏就有源遠流長的聲音。上蒼賜予那片土地的東西南北、苦樂悲歡,幾乎都埋在地下,稀疏的人們,遊走在有草沒草的地面上,出沒在村莊邊緣被開墾出來的一片片不太結果的無效地方,被幹冽的西北風吹拂著,看見往日的腳印被沙石淘汰,日漸掂量出荒原的亙古,淵博,深不可測。寂靜的黑藍色的夜空下,地下的千古埋藏,從草地和耕種的莊稼地的縫隙裏傳誦出去。那些沈沒了千古犧牲的滋味,有血海浮游出的真性,隨西北風掠過每一根草,來到人心上。那就是草原上的聲音。
它來到心裏,又從心裏傳遞出去。那聲音消解了沈重嗎?不,不會,沈重和血液一樣。它在心裏,也在軀體裏。
聲音自黧黑中顯現的時候,已經融化了千百年苦難,它迴旋著,擔負人們,穿越遠古和天空。老少人們在混沌中學習默然領會。什麼時候脫離過苦難深重的人呢,什麼時候背棄過溫善勤勉的心呢。可憐的人。千年的草籽在哪里,萬年的魚籽在哪里,山坡上端坐的人啊為何哭泣。可憐的人……即興詞曲,我可以一直唱下去,唱到天亮。心靈自由得竟有些悲傷。唱到後來,明晰了一點點,心底最悲傷的地方,原是草地不復存在,草地裏的人不真愛人了。
最勤奮的草,終於不再生長,最愛人的人,終於不再愛人了。這樣的沈重,什麼樣的歌也唱不了它啊。
那片土地剩下挽留和搖撼,繼續出落一些聲息。
聽見東方大陸腹地的乾旱聲音,就想一個人呆著,守衛著那個聲音,任由它在心裏自由流動。是因為血在流。血往裏流,也往外流,流到所有我能看見、聽見、想見的地方。我的血是北方那個草地裏蓄養出來的,這使我有力氣走路,有力氣在看見聖靈的地方感到親和與溫暖,感到安詳與寧靜。只是悲傷與日俱增。
在日常勞動中,在閱讀、書寫中,在留頓舞蹈中,我感覺到健康和力量。由此對賴以立足的土地,更由衷地尊重,嚮往著對於土地的更多發現。我知道,土地和我們的關係,是窮盡一生都不一定能夠懂得其真義的,但是,人可以拾斂時日的埋藏所給予土地和人的光澤,給予土地和人的自由的燭照,這些都是得來不易,珍重更其不易的東西。人可以做的還有,就是去灌溉。人擁有的自由,說到底,其實只有思想,和灌溉。別的還能有什麼?
2007年7月18日
------------------------
馮秋子 散文家,小說家,北京《文藝報》編輯。
]]>
一、中國的屈辱與轉機
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已成當代史家的共識。發生在1840至42年的中英兩國之間的鴉片戰爭,導致中國與西方列強第一次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是中國的屈辱之始,也是中國脫胎換骨的轉機。從此以後,直到十九世紀末,在短短的六十年間,中國與西方列強以及後起的日本屢戰屢敗,敗後不得不割地賠款求和。除去割讓了香港、澳門、台灣之外,膠州灣、旅順、大連、威海衛、九龍、廣州灣等地也先後被德、俄、英、法諸國強佔。賠款則動輒白銀數百、數千萬兩,把中國剝削得民窮財盡。再加上強制中國開放通商口岸,代收關稅,在大商埠中強租租界地,施行治外法權,使中國的門戶洞開,中國的國土則成為列強覬覦的一塊肥肉。自商、周立國以來,歷經兩千多年的王朝興替,中國本來自然融成了一個特殊的民族和獨立自主的經濟體制、文化形態,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向來自給自足,不假外求。由於地處內陸,交通不便,過去對外交往多半是有限度的,所受外來的影響也是在自主的情況下發生,像東漢以降的佛教,以及南北朝時代胡樂、胡服、胡床等外來文化的輸入,無不如此。甚至數度外族入侵,譬如北方的胡人、蒙古和滿清,也都以同化於漢族文化作為終結。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的這次西方列強入侵,與過去的歷史大不相同,這次的衝擊非但打破了中國一向自給自足的傳統模式,而且使中國從此不得不改弦易轍,遷就異族文化,走上了另一條新文化的不歸路。這種情勢,如果從全世界、全人類的角度來看,實在存有不得不然的道理。像中國這樣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大國,所以會屈服於西方列強的威勢之下,自然是因為西方的列強真正有其強悍之處。在十四世紀以前,中國的文明及其科技的水平本來都在世界各國之上 。十三世紀義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東來中國,正因欽慕中國的文明,仕元二十餘載始歸,著書盛道中國社會之繁榮富庶、文物昌盛。可是十四世紀以降,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主義的洗禮,西歐各國的人文科技突飛猛進,一日千里,在短短的數百年間遠遠超越了中國,以致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與西方列強遭遇時,遂處於絕對的劣勢。要瞭解西方國家之所以變得如此強盛,則不得不從西方的近代歷史發展說起。
二、西方現代化的歷史背景
西歐的海洋氣候和自然環境十分優越,既沒有中國的嚴寒與酷熱,也沒有中國那種頻繁的水旱天災,如果不是人為制度的障礙,西歐早應產生了更先進的文明。只因中世紀的歐洲深陷在貴賤有別的封建制度中和保守教會的思想控制下,才使民智不開,產業落後。加上十四世紀初期英法的百年戰爭、中歐的騷亂,以及雪上加霜的黑死病橫掃歐陸長達半世紀之久,使歐洲的產業蕭條、民生凋蔽。其實西歐一直在等待一個突破點,以改變其落後破敗的面貌。這個突破點就是文藝復興運動。肇始於十五世紀義大利翡冷翠(Firenze)的文藝復興,不久就波及到西歐諸國,其內涵在於重新發現希臘古文明,落實了說就是繼續發揚古希臘的人文主義和科學精神,史家稱之謂「現代之始」(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imes)(Palmer & Colton 1965:49)。濱海的民族本來勇於冒險、擅於經商,西歐各國在貿易往來互通有無之餘,一面發揮了文化的擴散作用,一面也隱隱滋生出一種彼此激勵、競勝的力量,使湮滅了的古希臘文明的灰燼又漸漸地復燃起來。西歐的海洋地理環境,既是促生文藝復興的有利背景,又成為助長古希臘文明的復現、擴散與延續的導因。古希臘文明本來就是一種海洋文明,西歐的自然條件又再度發揮了海洋文明的優越性。古希臘的人文主義與民主政制使沾潤了文藝復興氣息的西歐諸國得以揚棄中世紀蔑視人權的黑暗制度,步向尊重人權的民主政治;古希臘的科學精神則使西歐諸國得以突破中世紀宗教的迷障以及教會的狹隘觀點,以更理性的方式來認識世界;古希臘的悲劇使西歐諸國學習到面對苦難及心靈淨化的效能。所以西歐諸國得以各自凝聚成一股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力量,正源於文藝復興運動所帶來的宗教信仰、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的大變革。首先是發生在十六世紀德國的宗教革命,在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思想的引導下創立了與羅馬教廷相抗衡的新教。由於舊教的專權與腐化,新教很快地蔓延到北歐和英國,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認為新教的教義是催生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的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Weber 1958)。其次是十七世紀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次溫和的革命在政治上導致了英 國的 君主立憲政體,在經濟上則為英國的工商業革命鋪平了道路。君主立憲一舉解除了國王的立法權和行政權,治國的權力落在議會和政黨的手裡,也就等於握在了資產階級之手。這樣的政治環境有利於工商業的擴展及資本的累積,使英國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成為世界上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手工業的快速成長刺激著科學發明,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於1769年發明了蒸汽機,不但把手工業生產推進到機器生產,而且大大改進了運輸交通,使英國一躍而成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生產國。英國的工業革命遂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在一百年間蔓延到西歐與北美,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及二十世紀前期,又繼續波及到世界上其他各地,形成了全球性不可逆轉的現代化風潮 。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西歐出現了一批後來被稱為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像法國的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伏爾泰(Voltaire, 1694-1789)、瑞士的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德國的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等,都是服膺理性與科學的學者,用理性來批判宗教迷信,以自由、平等、博愛與天賦人權對抗封建專制,這些社會菁英對人民思維的開導不容小覷,遂益發使民智大開。後世稱之謂「啟蒙時代」(The Age of Enlightenment),正如西方史家所言:十八世紀的啟蒙精神源自十七世紀的科學與知識的革命。承繼並且普及了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狄卡爾(Rene Descartes, 1596-1650)、拜勒(Pierre Bayle, 1647-1707)、斯頻諾莎(Baruch Spinoza, 1832-1677)等、特別是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與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的觀念,承襲了自然律和天賦人權的哲學。從沒有一個時代對傳統如此懷疑,對人類的理性與科學如此自信,對大自然的規律與和諧如此堅信不疑,並且如此深深地懷著文明進步的意識。(Palmer & Colton 1965: 290)到了十八世紀,又發生了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的兩件大事:一是1776年7月4日美國發表「獨立宣言」脫離英國而獨立;二是發生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前者造成了二十世紀世界上的最大強國──美國,其政治、經濟對其他發展中的國家均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後者則成為以後各地平民革命的楷模。由以上的歷史演變,可知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諸國,到了十八世紀後期及十九世紀前期,都成為資本雄厚的工業國。在政治上不是君主立憲,就是共和政體,人民因而享有更多的權利和自由。因為工業生產遠優於農業生產,國民的財富增加,國力隨之倍增,教育也較為普及,科學研究與工業生產於是相得益彰。這些都是使西方國家到了十九世紀不能不強的原因。資本主義一旦形成制度化的運作,就會產生兩個不可避免的現象:一是需要傾銷產品的市場,二是需要製造產品的資源。二者都是導致列強施行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的原因。
三、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
其實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可上溯到遠在工業革命以前的十五世紀末。那時候還沒有市場與資源的急迫需求,不過是源生於航海的冒險精神以及實現人的貪欲。最早成為西方國家侵吞掠奪對象的是南美與非洲,可以1492年葡人哥倫布(Christophe Colomb, 1451-1506)在西班牙王資助下發現新大陸作為標誌的年代。接踵而至的是西班牙遠征軍連續摧毀了瑪雅(Maya)、阿茲代克(Azteque)、印加(Inca)等古老文明。到了十六世紀,除了巴西為葡萄牙佔領以外,其他中、南美地區都淪為西班牙的殖民地。在同一時期,非洲也先後為英、法、德、西、葡、義、比等國所瓜分。十六世紀,西、葡、法、英諸國相繼侵入北美,殘殺了不少原居該地的印地安人。到了十七世紀,英國大批向北美移民,有後來居上之勢,漸漸排擠掉其他各國的勢力,佔有了現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大片土地。最早來亞洲殖民的是西、葡兩國,時在十六世紀初期。十七世紀,荷蘭海權大盛,驅逐了西、葡的勢力,在印尼建立了殖民據點,並一度佔領了台灣。但是荷蘭的海軍在與英國爭霸時屢屢挫敗,正像西班牙之敗於英國一樣,所以到了十八世紀,英國已取代西、葡、荷諸國成為海上的最大霸權。它的觸角自然不會放過亞洲,在印度的角逐中先後排除了葡、荷、法等國的勢力,成為印度主要的殖民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印度已全部落入英國的版圖。鴉片戰爭後,英國割去了中國的香港,中法戰後又侵吞了緬甸,儼然擁有了亞洲最大的殖民地。英國在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1819-1901)治下,所轄的領土與殖民地遍及歐、亞、美、非、澳五大洲,號稱日不落帝國,成為英國歷史上國勢空前鼎盛的時代。亞洲最幸運的國家應數日本。十九世紀以前的日本,像中國一樣也是個閉鎖的封建國土,所不同的是日本是島國,具有航海的方便,人民較富有冒險的精神。十九世紀前期,日本的治權本操在保守的德川幕府之手,實行自我封閉的鎖國政策。西方的列強當然不會放過日本,從十八世紀末,英、法、美、荷、俄等國就屢屢要求日本開港通商,但總是遭到德川幕府的拒絕。直到1853-54年,美國兩度以武力威脅,才成功地強迫日本訂約開港。接著英、荷、俄等國也以武力要脅,跟日本簽下了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終於打開了日本的門戶。不平等條約損害了日本的民族利益,因而激發了倒幕運動。經過無數次失敗,終於1868年初推翻了德川幕府,還政天皇。新 國 君定年號為「明治」,隨即展開了所謂的「明治維新」運動。一面廢除封建制度,提倡四民平等,承認土地私有制,並允許自由買賣,另一面實行發展資本主義的三大政策: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清末的「戊戌變法」性質相似,日本的幸運在「明治維新」的成功,中國的不幸在「戊戌變法」的失敗。「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國力大增,不但免除了被列強侵掠之害,而自己亦躋身於列強之林,反過來去侵略其他的弱小國家了。1894年甲午之役,以不及中國的海軍力量大敗中國,割去了台灣,1904年又大敗俄軍於中國的領土之上,1907年吞併了朝鮮,日本遂也成為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侵略強權。
四、中國走上了現代化的不歸路
到了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的魔掌伸向中國,使中國在亡國的威脅下不能不亟思如何革新圖強之道。若從全球的觀點看,文化必定會擴散,強弱不等的勢力必定要尋求平衡,這是物性運動的自然之理。待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歷經屢戰屢敗的挫折,一方面被列強剝削得民窮財盡,另一方面民族自信心盡失,即使在中國人自己的眼裡,作為一個國家,中國也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榮華,而成為一個極端落後的地區。試看那時中國人自己的看法: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惟其落後,故又顯呈江河日下之勢,而愈益落後,而構成現在這樣一個似乎是站在二十世紀文明圈外的非現代的國家。一切都落後,無論是經濟、政治,以至教育。一切都是殘酷、反文明。戰爭、飢饉、災荒、鴉片、貧困、失業、匪盜,人命比螞蟻還要賤似地大量死亡,官僚貪污,軍閥橫暴,土劣豪縱,農村凋敝,都市蕭條,野盈餓殍,道載流亡,賣兒鬻女,甚至易子而食。這樣,便構成了我們的中國。(楊幸之 1933)像這樣的一種境況,怎能怪中國人暗羨西方的文明?又怎能怪有志之士力圖促成中國的西化?再說,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長期地閉關自守,置身於世界的潮流之外,何況像中國自認為這麼落後的地區。相對而言,西方列強國勢太強了,他們的勢力自然要向落後而沒有抵抗力的地區伸張。在他們伸張勢力的過程中,中國跟其他弱勢的國家不用說都變成了受害者,不得不乖乖地把門戶打開,讓強者進來。先是由華東沿海的港口開始,逐漸深入內陸,一發不可收拾。正如蔣夢麟所說:由華東沿海輸入的西方文化,卻是如潮湧至,奔騰澎湃,聲勢懾人;而且是在短短五十年之內湧到的。…要想吸收這種文化,真像一頓要吃好幾天的食物。如果說中國還不至於脹得胃痛難熬,至少已有點感覺不舒服。因此中國一度非常討厭西方文化。她懼怕它,詛咒它,甚至踢翻飯桌,懊喪萬分地離席而去,結果發現飯菜仍從四面八方向她塞過來。(蔣夢麟 1962:256)豈止是有點不舒服而已,事實上是痛苦萬分,因為西方勢力所帶給中國的衝擊對中國的歷史經驗而言是空前的。如果不是真正的強力衝擊,一向自給自足自信滿滿的中國人絕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文化故轍。在十九世紀末,中國所面臨的抉擇是不變即無能生存於世,除了步上西方已走過的道路外,似乎沒有其他選擇。西方之所以強,是現代化造成的。日本本來也是弱國,經過現代化之後,才躋身於列強之林。這一點淺顯得道理,中國是經過了長期的痛苦經驗後才漸漸明白的。中國的現代化雖然是被迫的行為,而且十分緩慢,但是一旦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也就成了一條不歸路了。
五、戰敗的挫折與身心的損傷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既無力,也不可能阻止西方的勢力侵入中國。中國既是戰敗國,所簽的又都是不平等條約,自然無法站在對等的地位與西方列強互通有無。君臨中國的西方勢力不免橫行霸道,予取予求,此為強弱勝敗之勢所造成的自然結果。面對西方列強,當時中國人有三種對應的方式:一是愚昧無知一心媚外求和的腐朽的當政者及清政府官吏,例如慈禧太后及主張革地賠款的重臣李鴻章者流;二是仇恨外國一力排外的民間勢力,如義和團;三是主張維新自強的知識份子,譬如「戊戌變法」的康、梁及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等。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第三種對應的方式顯然還屬於少數,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所以「戊戌變法」終歸失敗。直到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國,又經五四運動以後,不再顧忌地師法西洋才成為知識份子的共識,但一般的農民恐怕仍不以為然。中國因拒英商的鴉片輸入而啟戰端,戰敗以後就再也無力阻止英人對中國的毒品傾銷。此後的一百年,無數的中國人都在毒品中陷溺掙扎,身心所受之戕害莫此為甚。中國人近百年來之所以精神萎靡、行為乖謬、欠缺創發力,與鴉片毒品之害不無關係 。身心之害以外,財貨因而流失,癮君子不事生產,落了個「東亞病夫」的惡名,凡此種種都造成了中國經濟的破敗。此為因西風東漸中國所蒙受最大的負面影響。門戶開放之後,東西列強任意在中國傳教、經商,實際上中國已流為列強的次殖民地。在強熾的西風吹拂下,中國的社會與文化不自主地進入了痛苦蛻變的過程。首先感受到的是宗教的影響。1850年在廣西省桂平縣金田村起義的太平天國所奉的上帝教,即從基督教蛻變而來,可見在1850年以前基督教在中國境內的傳播已經深入民間。太平天國主張改變婦女地位,進行土地改革,要求人間的平等,這一切都是中國文化所沒有的,其所根據的正是基督教的教義。到了十九世紀末,義和拳的蓬起,也是以基督教的傳教士及教徒為仇恨的對象。當帝國主義勢力擴張的時期,教會中容或有其同路人或依仗教會的權勢欺凌弱小的現象,但若說基督教的傳教士都是帝國主義的幫兇,那是不公平的,也是並不瞭解宗教精神的言論 。基督教傳教士的犧牲奉獻,往往超出常人,在其本國如此,在異國異族也是如此。基督教的傳播,在中國的現代化上實在產生了不容抹殺的巨大作用。顯而易見的是教會學校及教會醫院的建立,開創了中國的現代教育及現代的醫療保健制度。這二者都不能解釋為帝國主義者剝削中國人的工具。然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卻非一帆風順,首先基督教的不崇拜偶像,就遭遇到拜祖先、拜神佛的抗力;後來共產黨當政,認為宗教不但與帝國主義、統治階級沆瀣一氣,而且是痲痹人民的鴉片,故以政治的力量清除了大陸上的宗教勢力。帝國主義者在當日中國所顯現的是一付征服者、統馭者的凶暴嘴臉,與他們在自己國內所奉行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似乎不謀。中國人一時之間實在難以理解其間的矛盾,無法去向欺壓一己的敵人認同他們的道德倫理標準。另一方面,中國人又自恃有四千年的文明,竟敗在一向視之為蠻夷之邦的手下,不能不陷入喪失自信的痛苦之中。這就是為什麼一開始中國人對西方文化多所抗拒的原因。遠在鴉片戰爭時期,有些有識之士也看出來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者所擁有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以及科學研究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林則徐所編的《四洲志》(1839),歷述西方各國之疆域、歷史、政治等情。汪文泰著《紅毛英吉利考略》(1841)、楊柄南著《海錄》(1842)、魏源據《四洲志》編《海國圖志》(1843)、徐繼畬著《瀛環志略》(1848)等,目的均在打開國人的眼界,進一步師法西方之長,以補一己之短。日本的明治維新即曾受到魏源《海國圖志》的影響。鑒於喪權辱國之痛,清政府也極謀富國強兵之道,所以在鴉片戰爭之後,在「西學為用」的影響下,設立了製造軍器的兵工廠及訓練軍事人才的海陸軍學堂 ,也做出了一些成績。甲午戰前,中國所擁有的軍艦並不少於日本,據說海軍的裝備在世界上列名第七位,遠優於列名第十一位的日本(李書崇,1989:272)。與日本接戰後大敗的原因之一,如果所見資料可靠的話,竟然發生中方的砲彈裡裝的不是火藥,而是水泥(梅遜,1987:273)!這真是天大的笑話,竟然發生在堂堂的中國海軍之中!豈不是由於官員貪腐與承包商欺騙的所謂「官商勾結」造成的?看來當日中國的落後,就不只是單純的科技問題,恐怕更是制度與紀律的問題,那就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可以解決的事了。
六、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
張之洞所主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乃建立在「西方的文明偏重物質不足以為體」的假設上。此後呼應者大有人在,故多數人主張有保留的西化,所謂保留的部分,即指精神文明而言。但這種論調當然為主張全盤西化或充分西化的人士所不能苟同,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就是胡適。他在一篇〈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中說: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spiritual)。這本是很老的見解,在今日卻有新興的氣象。從前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壓迫,往往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安慰自己。近幾年來,歐洲大戰的影響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對於近世科學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常聽到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的心理,卻正投合東方民族的誇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焰。他又接著說:我們可以大膽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絕不輕視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我們還可以大膽地進一步說:西洋近代文明能夠滿足人類心靈上的要求的程度,遠非東洋舊文明所能夢見。在這一方面看來,西洋近代文明絕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胡適 1926)胡適的意見當然有利於文學、藝術的引進,使五四以後有志於文學、藝術的人士不但不敢輕忽西方的精神文明,而且認真地學習與吸收。其實,今日看來這樣的爭論不過是一個虛假的議題,任何文明都有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問題乃在於學習西方的精神文明的同時,是否就該拋棄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難道二者是互相排斥的嗎?這仍是今天未有定論的一個議題。如果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和陳序經能夠看到今天美洲印地安人的處境,不論是英美化的北美印地安人,或是西葡化的中南美印地安人,數代下來,已經完全丟失了祖先的信仰和傳統的習俗,甚至連自己的語言也丟失了,但依然難以融入西方的文化,不得不淪為社會的邊緣人,不知他們做何感想?
七、農業優先抑工業優先:步向西化的坎坷
中國本以農立國,要想一變而為工業國、理性化,並不容易。首先,維護中國傳統的人士,仍覺得應以發展農業為優先,這一派可以發表〈農國辨〉(1923)和〈何故農村立國〉(1927)等言論的章士釗為代表。梁漱溟也是一樣的看法,曾大力倡導知識份子下鄉,推進農村建設(梁漱溟,1935a)。並且進一步,在當時山東主席韓復渠的資助下創設了「鄉村建設院」,把他的看法發展成一套鄉村建設的理論(梁漱溟,1935b)。梁漱溟所提倡的「知識份子下鄉」可以說是後來毛澤東發動「知識份子下放」的先聲。然而主張優先西化的人士當然不以為然,認為一定要跟上西方工業化的腳步,中國才有出路。譬如吳景超就竭力反對農業優先的主張,他說:有的提倡農本政治,有的主張以農立國,還有人來告訴我們,「除農民外無所謂民」。這些見解,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名稱,便是「經濟上的復古論」。…對於人民福利上的貢獻,無論從哪一方面著眼,都不如機械的生產方法。在這一點上,美國與中國,正站在兩個極端。美國平均每人可以驅使的生產力量,等於13.38馬力,中國平均每人可以驅使的生產力量,只有0.45馬力。這是使美國人富而中國窮的主要元素。我們認為中國人現在應當積極的努力,用機械的生產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產方法。朝這一條路走下去,自然是工業化,自然是商業發達,自然是農村方面的人口減少,而別種實業方面的人口加增。(吳景超 1934)主張全盤西化的陳序經也是反農業優先而竭力提倡工業化的一員大將。他除了撰文逐項反駁了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外,並斷然地說:「中國工業苟不發展,則農產出路也成問題。」(陳序經,1936)這是在維護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的矛盾外,另一種在建國策略上的衝突。一直到抗日戰爭,這兩種力量的較量,都沒有獲得統合。當日的地質學家以後又做過行政院長的翁文灝只能提出折衷的意見說兩種觀點各有所長,「分開來看,都覺太偏,合起來說,才是正道,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的。」(翁文灝,1940)這些都是借鑑西方現代化的模式以及追蹤西方的道路所產生的後果。雖然在追隨西方的路途上有過種種的歧見,但無礙於大勢所趨,中國已經停不下腳步。總而言之,自十九世紀末期,受了源源而至的西風的吹拂,中國人的傳統思想開始變質,中國的社會也開始動搖。這種變動的軌轍,不由自主地導向了所謂的「西化」或「現代化」的道路。以今日的眼光看來,現代化並不完全等同於西化,但在現代化的初期,的確是一步一個腳印地追隨著西方工業現代化的足跡前進的,所以到了五四時代,才有人提出了「部分西化」或「全盤西化」的問題。其實就中國現代化的過程而論,稱之謂「西化」更為恰當,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馬 森教授於此篇文章中的第八與第九論點,因網誌單篇篇幅有限,請文友們詳見<<新地文學>>第六期內容,不便之處,請多包涵。)
1.
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不久將要走過。放眼世界大局,將近十年以來,從美國單邊主義强權走向世界多極力量並立的形勢,己是不可逆轉的歸趨。影響所及,就文學領域來看,尊重作家主體意識和文學多元發展,至今巳是文學人相當普遍的共識。
2.
作家主體意識,是作家應該也必須堅持的根本意識。所謂主體意識,是以作家本人為主體,感受、觀察和思考事物,從而表現為創作思維的一種意識。主體意識,是作家思想獨立風格的顯示,也是作家創作自由精神的象徵。作家的創作,不僅要表現高度藝術造詣,更要表現充份主體意識,才有恆久存在的可能。作家如果放棄了主體意識,依附權勢,順風扯旗,猶如放棄了靈魂的醜類;即使一生作品極粉飾偽装之能事,回歸塵土,一切將化為青煙。
文學多元發展,是一個正常社會在文學發展過程中,無可避免自然衍生的現象。社會的構成分子,智愚懸殊,賢不肖共存,對於文化的需求,雅俗差異鉅大。在文學多元發展的社會,嚴肅文學和庸俗讀物之間,無數以文學為名的東西,儘可各搞各的,自由存在。雖然在現實中,庸俗的東西必然得到一般大眾喜愛;但是既不虞庸俗浪濤淹沒嚴肅文學,也無礙嚴肅文學矗立浪濤成為藝術燈塔。
3.
作家主體意識和文學多元發展,若植根在理想的文學土壤上,比較容易蓬勃茁長和美好結實。理想文學土壤,須是具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的土壤。這種土壤,在號稱自由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易見。以這兩大標準,去看第三世界,過往歷史上種種封建的獨裁專制,各國需要以不同的形式逐漸蛻變和演化,人民要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還要再伸長脖子等。而資本主義運用金錢力量的經濟專制,又舖天蓋地而來,造成貧富兩極化的社會現實,使弱勢百姓苟且存活也異常艱難,談不到免於匱乏的自由。
當世許多圝家,遭受政治的經濟的專制壓迫,幾乎成為文學的荒原。如此情境,期望作家都能堅持獨立的主體意識,期望文學呈現自然的多元發展,只能求之於遙遙遠遠的未來。文學荒原,罕能產生獨立不倚的作家、遑論產生文學大師?勇於以「大師」姿態招搖的舞台角色,竭力營造個人的輝煌而攫取稚弱心靈的崇仰。貪婪享受現實名利的誘惑,引誘不少原本樸素厚實的文學人,閹然媚世加入譁眾取寵的行列;也教導一些急於出名的文人,不擇手段地戲耍文學。
4.
作家主體意識,必湏是拒絕依附權貴而獨立思考的意識。文學多元發展,必湏以虔敬態度向自主的道路前進。主體意識與權勢結合就變成失格的奴性意識,多元發展出之以戲耍就變成胡搞的文學肥皂劇。作家若始終堅持主體意識,即使意識的境界有參差,既能堅持下去,足見其文學風格的嚴肅。文學需要多元發展,即使多元的方向有紛雜,既能謀求持續發展,足見其文學態度的嚴肅。
風格和態度嚴肅,正是嚴肅文學的基本特質。嚴肅文學,兼容並收,廣納諸家;對諸家的最低要求也正是嚴肅二字。
──2008/11/07於台北新店山居
]]>
]]>
《新地文學》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