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文學季刊 - 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

馬　森

＜中國面臨西方文化的挑戰－－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度西潮（第二章）＞

一、中國的屈辱與轉機

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已成當代史家的共識。發生在1840至42年的中英兩國之間的鴉片戰爭，導致中國與西方列強第一次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是中國的屈辱之始，也是中國脫胎換骨的轉機。從此以後，直到十九世紀末，在短短的六十年間，中國與西方列強以及後起的日本屢戰屢敗，敗後不得不割地賠款求和。除去割讓了香港、澳門、台灣之外，膠州灣、旅順、大連、威海衛、九龍、廣州灣等地也先後被德、俄、英、法諸國強佔。賠款則動輒白銀數百、數千萬兩，把中國剝削得民窮財盡。再加上強制中國開放通商口岸，代收關稅，在大商埠中強租租界地，施行治外法權，使中國的門戶洞開，中國的國土則成為列強覬覦的一塊肥肉。自商、周立國以來，歷經兩千多年的王朝興替，中國本來自然融成了一個特殊的民族和獨立自主的經濟體制、文化形態，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向來自給自足，不假外求。由於地處內陸，交通不便，過去對外交往多半是有限度的，所受外來的影響也是在自主的情況下發生，像東漢以降的佛教，以及南北朝時代胡樂、胡服、胡床等外來文化的輸入，無不如此。甚至數度外族入侵，譬如北方的胡人、蒙古和滿清，也都以同化於漢族文化作為終結。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的這次西方列強入侵，與過去的歷史大不相同，這次的衝擊非但打破了中國一向自給自足的傳統模式，而且使中國從此不得不改弦易轍，遷就異族文化，走上了另一條新文化的不歸路。這種情勢，如果從全世界、全人類的角度來看，實在存有不得不然的道理。像中國這樣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大國，所以會屈服於西方列強的威勢之下，自然是因為西方的列強真正有其強悍之處。在十四世紀以前，中國的文明及其科技的水平本來都在世界各國之上 。十三世紀義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東來中國，正因欽慕中國的文明，仕元二十餘載始歸，著書盛道中國社會之繁榮富庶、文物昌盛。可是十四世紀以降，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主義的洗禮，西歐各國的人文科技突飛猛進，一日千里，在短短的數百年間遠遠超越了中國，以致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與西方列強遭遇時，遂處於絕對的劣勢。要瞭解西方國家之所以變得如此強盛，則不得不從西方的近代歷史發展說起。 

二、西方現代化的歷史背景

西歐的海洋氣候和自然環境十分優越，既沒有中國的嚴寒與酷熱，也沒有中國那種頻繁的水旱天災，如果不是人為制度的障礙，西歐早應產生了更先進的文明。只因中世紀的歐洲深陷在貴賤有別的封建制度中和保守教會的思想控制下，才使民智不開，產業落後。加上十四世紀初期英法的百年戰爭、中歐的騷亂，以及雪上加霜的黑死病橫掃歐陸長達半世紀之久，使歐洲的產業蕭條、民生凋蔽。其實西歐一直在等待一個突破點，以改變其落後破敗的面貌。這個突破點就是文藝復興運動。肇始於十五世紀義大利翡冷翠(Firenze)的文藝復興，不久就波及到西歐諸國，其內涵在於重新發現希臘古文明，落實了說就是繼續發揚古希臘的人文主義和科學精神，史家稱之謂「現代之始」（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imes）（Palmer & Colton 1965:49）。濱海的民族本來勇於冒險、擅於經商，西歐各國在貿易往來互通有無之餘，一面發揮了文化的擴散作用，一面也隱隱滋生出一種彼此激勵、競勝的力量，使湮滅了的古希臘文明的灰燼又漸漸地復燃起來。西歐的海洋地理環境，既是促生文藝復興的有利背景，又成為助長古希臘文明的復現、擴散與延續的導因。古希臘文明本來就是一種海洋文明，西歐的自然條件又再度發揮了海洋文明的優越性。古希臘的人文主義與民主政制使沾潤了文藝復興氣息的西歐諸國得以揚棄中世紀蔑視人權的黑暗制度，步向尊重人權的民主政治；古希臘的科學精神則使西歐諸國得以突破中世紀宗教的迷障以及教會的狹隘觀點，以更理性的方式來認識世界；古希臘的悲劇使西歐諸國學習到面對苦難及心靈淨化的效能。所以西歐諸國得以各自凝聚成一股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力量，正源於文藝復興運動所帶來的宗教信仰、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的大變革。首先是發生在十六世紀德國的宗教革命，在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思想的引導下創立了與羅馬教廷相抗衡的新教。由於舊教的專權與腐化，新教很快地蔓延到北歐和英國，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認為新教的教義是催生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的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Weber 1958）。其次是十七世紀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次溫和的革命在政治上導致了英 國的 君主立憲政體，在經濟上則為英國的工商業革命鋪平了道路。君主立憲一舉解除了國王的立法權和行政權，治國的權力落在議會和政黨的手裡，也就等於握在了資產階級之手。這樣的政治環境有利於工商業的擴展及資本的累積，使英國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成為世界上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手工業的快速成長刺激著科學發明，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於1769年發明了蒸汽機，不但把手工業生產推進到機器生產，而且大大改進了運輸交通，使英國一躍而成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生產國。英國的工業革命遂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在一百年間蔓延到西歐與北美，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及二十世紀前期，又繼續波及到世界上其他各地，形成了全球性不可逆轉的現代化風潮 。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西歐出現了一批後來被稱為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像法國的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伏爾泰(Voltaire, 1694-1789)、瑞士的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德國的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等，都是服膺理性與科學的學者，用理性來批判宗教迷信，以自由、平等、博愛與天賦人權對抗封建專制，這些社會菁英對人民思維的開導不容小覷，遂益發使民智大開。後世稱之謂「啟蒙時代」（The Age of Enlightenment），正如西方史家所言：十八世紀的啟蒙精神源自十七世紀的科學與知識的革命。承繼並且普及了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狄卡爾（Rene Descartes, 1596-1650）、拜勒（Pierre Bayle, 1647-1707）、斯頻諾莎（Baruch Spinoza, 1832-1677）等、特別是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與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的觀念，承襲了自然律和天賦人權的哲學。從沒有一個時代對傳統如此懷疑，對人類的理性與科學如此自信，對大自然的規律與和諧如此堅信不疑，並且如此深深地懷著文明進步的意識。（Palmer & Colton 1965: 290）到了十八世紀，又發生了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的兩件大事：一是1776年7月4日美國發表「獨立宣言」脫離英國而獨立；二是發生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前者造成了二十世紀世界上的最大強國──美國，其政治、經濟對其他發展中的國家均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後者則成為以後各地平民革命的楷模。由以上的歷史演變，可知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諸國，到了十八世紀後期及十九世紀前期，都成為資本雄厚的工業國。在政治上不是君主立憲，就是共和政體，人民因而享有更多的權利和自由。因為工業生產遠優於農業生產，國民的財富增加，國力隨之倍增，教育也較為普及，科學研究與工業生產於是相得益彰。這些都是使西方國家到了十九世紀不能不強的原因。資本主義一旦形成制度化的運作，就會產生兩個不可避免的現象：一是需要傾銷產品的市場，二是需要製造產品的資源。二者都是導致列強施行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的原因。

三、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

其實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可上溯到遠在工業革命以前的十五世紀末。那時候還沒有市場與資源的急迫需求，不過是源生於航海的冒險精神以及實現人的貪欲。最早成為西方國家侵吞掠奪對象的是南美與非洲，可以1492年葡人哥倫布（Christophe Colomb, 1451-1506）在西班牙王資助下發現新大陸作為標誌的年代。接踵而至的是西班牙遠征軍連續摧毀了瑪雅（Maya）、阿茲代克（Azteque）、印加（Inca）等古老文明。到了十六世紀，除了巴西為葡萄牙佔領以外，其他中、南美地區都淪為西班牙的殖民地。在同一時期，非洲也先後為英、法、德、西、葡、義、比等國所瓜分。十六世紀，西、葡、法、英諸國相繼侵入北美，殘殺了不少原居該地的印地安人。到了十七世紀，英國大批向北美移民，有後來居上之勢，漸漸排擠掉其他各國的勢力，佔有了現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大片土地。最早來亞洲殖民的是西、葡兩國，時在十六世紀初期。十七世紀，荷蘭海權大盛，驅逐了西、葡的勢力，在印尼建立了殖民據點，並一度佔領了台灣。但是荷蘭的海軍在與英國爭霸時屢屢挫敗，正像西班牙之敗於英國一樣，所以到了十八世紀，英國已取代西、葡、荷諸國成為海上的最大霸權。它的觸角自然不會放過亞洲，在印度的角逐中先後排除了葡、荷、法等國的勢力，成為印度主要的殖民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印度已全部落入英國的版圖。鴉片戰爭後，英國割去了中國的香港，中法戰後又侵吞了緬甸，儼然擁有了亞洲最大的殖民地。英國在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1819-1901）治下，所轄的領土與殖民地遍及歐、亞、美、非、澳五大洲，號稱日不落帝國，成為英國歷史上國勢空前鼎盛的時代。亞洲最幸運的國家應數日本。十九世紀以前的日本，像中國一樣也是個閉鎖的封建國土，所不同的是日本是島國，具有航海的方便，人民較富有冒險的精神。十九世紀前期，日本的治權本操在保守的德川幕府之手，實行自我封閉的鎖國政策。西方的列強當然不會放過日本，從十八世紀末，英、法、美、荷、俄等國就屢屢要求日本開港通商，但總是遭到德川幕府的拒絕。直到1853-54年，美國兩度以武力威脅，才成功地強迫日本訂約開港。接著英、荷、俄等國也以武力要脅，跟日本簽下了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終於打開了日本的門戶。不平等條約損害了日本的民族利益，因而激發了倒幕運動。經過無數次失敗，終於1868年初推翻了德川幕府，還政天皇。新 國 君定年號為「明治」，隨即展開了所謂的「明治維新」運動。一面廢除封建制度，提倡四民平等，承認土地私有制，並允許自由買賣，另一面實行發展資本主義的三大政策：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清末的「戊戌變法」性質相似，日本的幸運在「明治維新」的成功，中國的不幸在「戊戌變法」的失敗。「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國力大增，不但免除了被列強侵掠之害，而自己亦躋身於列強之林，反過來去侵略其他的弱小國家了。1894年甲午之役，以不及中國的海軍力量大敗中國，割去了台灣，1904年又大敗俄軍於中國的領土之上，1907年吞併了朝鮮，日本遂也成為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侵略強權。

四、中國走上了現代化的不歸路

到了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的魔掌伸向中國，使中國在亡國的威脅下不能不亟思如何革新圖強之道。若從全球的觀點看，文化必定會擴散，強弱不等的勢力必定要尋求平衡，這是物性運動的自然之理。待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歷經屢戰屢敗的挫折，一方面被列強剝削得民窮財盡，另一方面民族自信心盡失，即使在中國人自己的眼裡，作為一個國家，中國也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榮華，而成為一個極端落後的地區。試看那時中國人自己的看法：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惟其落後，故又顯呈江河日下之勢，而愈益落後，而構成現在這樣一個似乎是站在二十世紀文明圈外的非現代的國家。一切都落後，無論是經濟、政治，以至教育。一切都是殘酷、反文明。戰爭、飢饉、災荒、鴉片、貧困、失業、匪盜，人命比螞蟻還要賤似地大量死亡，官僚貪污，軍閥橫暴，土劣豪縱，農村凋敝，都市蕭條，野盈餓殍，道載流亡，賣兒鬻女，甚至易子而食。這樣，便構成了我們的中國。（楊幸之 1933）像這樣的一種境況，怎能怪中國人暗羨西方的文明？又怎能怪有志之士力圖促成中國的西化？再說，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長期地閉關自守，置身於世界的潮流之外，何況像中國自認為這麼落後的地區。相對而言，西方列強國勢太強了，他們的勢力自然要向落後而沒有抵抗力的地區伸張。在他們伸張勢力的過程中，中國跟其他弱勢的國家不用說都變成了受害者，不得不乖乖地把門戶打開，讓強者進來。先是由華東沿海的港口開始，逐漸深入內陸，一發不可收拾。正如蔣夢麟所說：由華東沿海輸入的西方文化，卻是如潮湧至，奔騰澎湃，聲勢懾人；而且是在短短五十年之內湧到的。…要想吸收這種文化，真像一頓要吃好幾天的食物。如果說中國還不至於脹得胃痛難熬，至少已有點感覺不舒服。因此中國一度非常討厭西方文化。她懼怕它，詛咒它，甚至踢翻飯桌，懊喪萬分地離席而去，結果發現飯菜仍從四面八方向她塞過來。（蔣夢麟 1962：256）豈止是有點不舒服而已，事實上是痛苦萬分，因為西方勢力所帶給中國的衝擊對中國的歷史經驗而言是空前的。如果不是真正的強力衝擊，一向自給自足自信滿滿的中國人絕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文化故轍。在十九世紀末，中國所面臨的抉擇是不變即無能生存於世，除了步上西方已走過的道路外，似乎沒有其他選擇。西方之所以強，是現代化造成的。日本本來也是弱國，經過現代化之後，才躋身於列強之林。這一點淺顯得道理，中國是經過了長期的痛苦經驗後才漸漸明白的。中國的現代化雖然是被迫的行為，而且十分緩慢，但是一旦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也就成了一條不歸路了。

五、戰敗的挫折與身心的損傷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既無力，也不可能阻止西方的勢力侵入中國。中國既是戰敗國，所簽的又都是不平等條約，自然無法站在對等的地位與西方列強互通有無。君臨中國的西方勢力不免橫行霸道，予取予求，此為強弱勝敗之勢所造成的自然結果。面對西方列強，當時中國人有三種對應的方式：一是愚昧無知一心媚外求和的腐朽的當政者及清政府官吏，例如慈禧太后及主張革地賠款的重臣李鴻章者流；二是仇恨外國一力排外的民間勢力，如義和團；三是主張維新自強的知識份子，譬如「戊戌變法」的康、梁及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等。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第三種對應的方式顯然還屬於少數，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所以「戊戌變法」終歸失敗。直到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國，又經五四運動以後，不再顧忌地師法西洋才成為知識份子的共識，但一般的農民恐怕仍不以為然。中國因拒英商的鴉片輸入而啟戰端，戰敗以後就再也無力阻止英人對中國的毒品傾銷。此後的一百年，無數的中國人都在毒品中陷溺掙扎，身心所受之戕害莫此為甚。中國人近百年來之所以精神萎靡、行為乖謬、欠缺創發力，與鴉片毒品之害不無關係 。身心之害以外，財貨因而流失，癮君子不事生產，落了個「東亞病夫」的惡名，凡此種種都造成了中國經濟的破敗。此為因西風東漸中國所蒙受最大的負面影響。門戶開放之後，東西列強任意在中國傳教、經商，實際上中國已流為列強的次殖民地。在強熾的西風吹拂下，中國的社會與文化不自主地進入了痛苦蛻變的過程。首先感受到的是宗教的影響。1850年在廣西省桂平縣金田村起義的太平天國所奉的上帝教，即從基督教蛻變而來，可見在1850年以前基督教在中國境內的傳播已經深入民間。太平天國主張改變婦女地位，進行土地改革，要求人間的平等，這一切都是中國文化所沒有的，其所根據的正是基督教的教義。到了十九世紀末，義和拳的蓬起，也是以基督教的傳教士及教徒為仇恨的對象。當帝國主義勢力擴張的時期，教會中容或有其同路人或依仗教會的權勢欺凌弱小的現象，但若說基督教的傳教士都是帝國主義的幫兇，那是不公平的，也是並不瞭解宗教精神的言論 。基督教傳教士的犧牲奉獻，往往超出常人，在其本國如此，在異國異族也是如此。基督教的傳播，在中國的現代化上實在產生了不容抹殺的巨大作用。顯而易見的是教會學校及教會醫院的建立，開創了中國的現代教育及現代的醫療保健制度。這二者都不能解釋為帝國主義者剝削中國人的工具。然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卻非一帆風順，首先基督教的不崇拜偶像，就遭遇到拜祖先、拜神佛的抗力；後來共產黨當政，認為宗教不但與帝國主義、統治階級沆瀣一氣，而且是痲痹人民的鴉片，故以政治的力量清除了大陸上的宗教勢力。帝國主義者在當日中國所顯現的是一付征服者、統馭者的凶暴嘴臉，與他們在自己國內所奉行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似乎不謀。中國人一時之間實在難以理解其間的矛盾，無法去向欺壓一己的敵人認同他們的道德倫理標準。另一方面，中國人又自恃有四千年的文明，竟敗在一向視之為蠻夷之邦的手下，不能不陷入喪失自信的痛苦之中。這就是為什麼一開始中國人對西方文化多所抗拒的原因。遠在鴉片戰爭時期，有些有識之士也看出來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者所擁有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以及科學研究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林則徐所編的《四洲志》（1839），歷述西方各國之疆域、歷史、政治等情。汪文泰著《紅毛英吉利考略》（1841）、楊柄南著《海錄》（1842）、魏源據《四洲志》編《海國圖志》（1843）、徐繼畬著《瀛環志略》（1848）等，目的均在打開國人的眼界，進一步師法西方之長，以補一己之短。日本的明治維新即曾受到魏源《海國圖志》的影響。鑒於喪權辱國之痛，清政府也極謀富國強兵之道，所以在鴉片戰爭之後，在「西學為用」的影響下，設立了製造軍器的兵工廠及訓練軍事人才的海陸軍學堂 ，也做出了一些成績。甲午戰前，中國所擁有的軍艦並不少於日本，據說海軍的裝備在世界上列名第七位，遠優於列名第十一位的日本（李書崇，1989：272）。與日本接戰後大敗的原因之一，如果所見資料可靠的話，竟然發生中方的砲彈裡裝的不是火藥，而是水泥（梅遜，1987：273）！這真是天大的笑話，竟然發生在堂堂的中國海軍之中！豈不是由於官員貪腐與承包商欺騙的所謂「官商勾結」造成的？看來當日中國的落後，就不只是單純的科技問題，恐怕更是制度與紀律的問題，那就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可以解決的事了。

六、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

張之洞所主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乃建立在「西方的文明偏重物質不足以為體」的假設上。此後呼應者大有人在，故多數人主張有保留的西化，所謂保留的部分，即指精神文明而言。但這種論調當然為主張全盤西化或充分西化的人士所不能苟同，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就是胡適。他在一篇〈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中說：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spiritual）。這本是很老的見解，在今日卻有新興的氣象。從前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壓迫，往往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安慰自己。近幾年來，歐洲大戰的影響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對於近世科學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常聽到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的心理，卻正投合東方民族的誇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焰。他又接著說：我們可以大膽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絕不輕視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我們還可以大膽地進一步說：西洋近代文明能夠滿足人類心靈上的要求的程度，遠非東洋舊文明所能夢見。在這一方面看來，西洋近代文明絕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胡適 1926）胡適的意見當然有利於文學、藝術的引進，使五四以後有志於文學、藝術的人士不但不敢輕忽西方的精神文明，而且認真地學習與吸收。其實，今日看來這樣的爭論不過是一個虛假的議題，任何文明都有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問題乃在於學習西方的精神文明的同時，是否就該拋棄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難道二者是互相排斥的嗎？這仍是今天未有定論的一個議題。如果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和陳序經能夠看到今天美洲印地安人的處境，不論是英美化的北美印地安人，或是西葡化的中南美印地安人，數代下來，已經完全丟失了祖先的信仰和傳統的習俗，甚至連自己的語言也丟失了，但依然難以融入西方的文化，不得不淪為社會的邊緣人，不知他們做何感想？ 

七、農業優先抑工業優先：步向西化的坎坷

中國本以農立國，要想一變而為工業國、理性化，並不容易。首先，維護中國傳統的人士，仍覺得應以發展農業為優先，這一派可以發表〈農國辨〉（1923）和〈何故農村立國〉（1927）等言論的章士釗為代表。梁漱溟也是一樣的看法，曾大力倡導知識份子下鄉，推進農村建設（梁漱溟，1935a）。並且進一步，在當時山東主席韓復渠的資助下創設了「鄉村建設院」，把他的看法發展成一套鄉村建設的理論（梁漱溟，1935b）。梁漱溟所提倡的「知識份子下鄉」可以說是後來毛澤東發動「知識份子下放」的先聲。然而主張優先西化的人士當然不以為然，認為一定要跟上西方工業化的腳步，中國才有出路。譬如吳景超就竭力反對農業優先的主張，他說：有的提倡農本政治，有的主張以農立國，還有人來告訴我們，「除農民外無所謂民」。這些見解，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名稱，便是「經濟上的復古論」。…對於人民福利上的貢獻，無論從哪一方面著眼，都不如機械的生產方法。在這一點上，美國與中國，正站在兩個極端。美國平均每人可以驅使的生產力量，等於13.38馬力，中國平均每人可以驅使的生產力量，只有0.45馬力。這是使美國人富而中國窮的主要元素。我們認為中國人現在應當積極的努力，用機械的生產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產方法。朝這一條路走下去，自然是工業化，自然是商業發達，自然是農村方面的人口減少，而別種實業方面的人口加增。（吳景超 1934）主張全盤西化的陳序經也是反農業優先而竭力提倡工業化的一員大將。他除了撰文逐項反駁了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外，並斷然地說：「中國工業苟不發展，則農產出路也成問題。」（陳序經，1936）這是在維護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的矛盾外，另一種在建國策略上的衝突。一直到抗日戰爭，這兩種力量的較量，都沒有獲得統合。當日的地質學家以後又做過行政院長的翁文灝只能提出折衷的意見說兩種觀點各有所長，「分開來看，都覺太偏，合起來說，才是正道，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的。」（翁文灝，1940）這些都是借鑑西方現代化的模式以及追蹤西方的道路所產生的後果。雖然在追隨西方的路途上有過種種的歧見，但無礙於大勢所趨，中國已經停不下腳步。總而言之，自十九世紀末期，受了源源而至的西風的吹拂，中國人的傳統思想開始變質，中國的社會也開始動搖。這種變動的軌轍，不由自主地導向了所謂的「西化」或「現代化」的道路。以今日的眼光看來，現代化並不完全等同於西化，但在現代化的初期，的確是一步一個腳印地追隨著西方工業現代化的足跡前進的，所以到了五四時代，才有人提出了「部分西化」或「全盤西化」的問題。其實就中國現代化的過程而論，稱之謂「西化」更為恰當，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馬　森教授於此篇文章中的第八與第九論點，因網誌單篇篇幅有限，請文友們詳見<<新地文學>>第六期內容，不便之處，請多包涵。）